刘邓大军谍战往事:刘伯承拒接受杨森“起义”

发布日期: 2016/11/8 15:58:40
作者:


编者按:本刊曾刊登谢武申先生《刘邓大军谍战往事》一文,披露鲜为人知的刘邓大军情报工作。因篇幅所限,仅刊登了原作的一部分。本期将原作的另一部分,以《二野情报处与解放大西南》为题,介绍二野情报处在解放大西南战役中的重要作用。

二野情报处为配合解放西南,做了许多重要工作。西南曾经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后方,即通常所称的“国统区”。重庆,是国民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陪都”。在西南,国民党特务机构的触须,伸到了每一个角落,控制最为严密。因此,二野司令部情报处的首要任务,就是迅速摸清国民党在西南的各级军政机构和特务系统。他们通过派驻武汉、南京等地的“关系”,并利用电台截获,搞清了国民党西南特务系统的电台,并综合写成《伪国防部二厅潜伏我区之谍报组电台番号位置》等文件,由第二野战军参谋长李达呈报中央。 

二野情报处副处长魏锦国曾带着几个参谋,还找了一批大学生协助。在上海东方经济图书馆搞西南情况调查。他们在大部队进军西南之前就编印了云、贵、川、康、藏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情况,每地一册,极为详尽。情报处之所以能如此迅速地完成这项工作,因为这个图书馆是日本人搞的,他们派了一批特务,还有和尚等,早在数年前已经到上述数省进行过调查,日军投降后,来不及将这些资料带回本土。 

设法联络郭汝瑰 

在南京,情报处接过中央转给二野的地下党关系。建立这些关系,是中央长期工作的结果。郭汝瑰,是董必武在重庆发展的关系。郭有个同学叫任廉儒,是共青团员,到延安学习后,在中央组织部当干事,被派去做郭的工作。他的公开身份是川盐银行上海华山路办事处主任。郭后来当了蒋介石国防部作战厅(三厅)厅长,任廉儒一直同他保持联系。郭曾多次把国民党作战计划等绝密文件交给任廉儒,请他转交中共地下党负责人。 

杜聿明一直不信任郭。如在徐州会战时,蒋介石主持作战会议,郭汝瑰报告情况,提出方案。讨论时,杜聿明不发言。会后,杜单独找蒋介石谈了作战意见,说郭不可靠。蒋介石说,年轻人嘛,怎么能不相信呢。郭汝瑰后来按照中共地下党的意图,向顾祝同提出要到西南当个军长,带部队和共军作战,经蒋介石同意后,组建了第72 军,以后,又被蒋介石任命为第22 兵团司令兼72 军军长。二野情报处接了中央转来的郭汝瑰的关系,但却联系不上任廉儒。柴军武(新中国成立后改名柴成文,曾任国防部外事局局长)设法在上海找到了任廉儒的弟弟任英儒,又派赵力钧(曾在冯玉祥部当参谋)陪同英儒去找廉儒,然后同去重庆和郭汝瑰联系起义。 

郭汝瑰起义后,国民党内部震动极大。蒋介石到台湾后曾说:“没想到郭汝瑰是最大的共谍。”郭起义后,被任命为川南行署委员兼交通厅厅长、中苏友好协会会长。 

西南军区成立后不久,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刘伯承到南京兼任军事学院院长。因郭汝瑰曾在国民党陆军大学当过研究员和教官,就被刘伯承点名调到军事学院当教员(后任军事史料研究处副处长等职。曾当选为第四、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刘宗宽主动提供 

国民党西南部署的情报主动向二野情报处提供情报的还有刘宗宽。他原是杨虎城的团长。西安事变后,国民党军统向蒋介石告他通共,蒋要枪毙他,但因查不到确凿的证据,只判了有期徒刑。后张群把他要去当代理参谋长(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刘宗宽传递情报,是通过二野情报处派出的一个政治交通员,叫屠云剑,他还有一个关系人,叫房显志,是刘的小老乡。 

蒋介石亲临重庆,主持作战会议,研究保卫西南的部署时,曾让刘宗宽作分析中共进攻西南路线的报告。他就“有理有据地”分析出解放军一定会采取三国时代邓艾过秦岭、度阴平,由陕入蜀的路线,根据是贺龙正在宝鸡一带集结第18 兵团、第7 军等部,似有由陕入川的态势。 

当时,包括蒋介石、张群在内的高级将领都确信了刘宗宽的“判断”,并作了由胡宗南等部重点防守川北的部署。而实际上,刘邓大军协同四野一部,是采取大迂回、大包围的战术,佯装向南进攻,实则从湘西直插云、贵,堵住国民党军逃往国外的退路后,再由贺龙部由陕入川,实施夹击。开始,为了稳住胡宗南,贺龙奉命采取了“攻而不破”的佯攻战术。胡宗南中计,还向蒋介石发电报邀功,说他的防守固若金汤,贺龙久攻不破,让蒋放心。待蒋介石发现刘邓大军南下的真正意图后,为时已晚。就这样,蒋介石的九十万部队,几乎全部被歼灭于西南境内。 

当然,刘宗宽并不知道中共的西南作战计划,但他的“判断”,影响蒋介石作出了错误部署,客观上帮助了解放军。国民党军撤退时,刘宗宽不走,留在重庆,继续向二野情报部提供情报,还做了些工作。因此,刘伯承对刘宗宽评价比较高,说他的情报比较全面,把国民党在西南的整个部署都摸清了。

捉拿杀害杨虎城将军的凶手 

进攻重庆前,刘伯承向李达交代了两件重要的任务:一是搞清张学良、杨虎城被蒋介石秘密囚禁的地点,一是迅速与被关押在渣滓洞和白公馆的中共党员取得联系,以便设法营救他们。经过二野情报处和四川地下党组织电台不间断的联络,搞清了白公馆和渣滓洞的位置(但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的囚禁处尚未侦知),并商定了营救计划。刘伯承得知他们都被关押在重庆后,指示部队以最快的速度,提早攻下重庆。 

虽然二野和四野一部于11 月29 日夜攻入重庆市区,但十分遗憾的是,蒋介石11 月30 日逃往成都之前,就已经下令枪杀了囚禁在白公馆和渣滓洞的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囚禁在戴公祠的杨虎城及其家属八人被残忍地刺死;张学良早已被转移他地。所以,营救计划未能实现。 

刘伯承、邓小平进驻重庆后,把寻找杨虎城将军遗体和搜捕杀害杨虎城凶手的任务,交给了新建立的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部长周兴)。 

经公安部系统与西南军区司令部情报处(原二野情报部处)合作,首先找到了杨将军和秘书、家属被埋地点,挖出遗体,妥为安葬。又经过一年多的搜捕,终于将逃到云南的杀害杨虎城将军的首恶特务李家杰、杨以模等十二名凶犯抓获。1951 年4 月15日,在昆明市“抗战胜利纪念堂”召开公审大会,将李、杨、张等游街示众,押赴刑场,执行枪决。当时,昆明市“万人空巷,鼓掌称快”。(详见《新华日报》1951年4 月18 日第一版) 

1949年12月, 正当成都之敌被围歼之际,二野司令部情报处于25 日又获得了一个重要情报。李达立即于当天致电军委、陈赓部和滇桂黔边区纵队:“廿五日谍息:敌廿六军及八军一部准备集开远,尔后向越南方向逃窜。” 

刘伯承、邓小平指示二野第4兵团和四野一部,在边纵的协同下,以急行军速度,堵歼该两部。李弥、余程万料不到解放军会得知他们的行动路线,故未引起警觉,依然按预定路线逃窜。我军绕过他们,堵住了他们逃往越南的通道,在滇南的蒙自、个旧等地,歼灭了逃窜中的李弥第8 军和余程万第26 军,仅有少数残余部队逃往缅甸。 

此战,还有个意外的收获——活捉了刚由台湾飞到滇南指挥作战的陆军副总司令汤尧。 

在云南、贵州、四川、西康四省解放前后,西南军区接受了中央赋予的一个重大任务——解放西藏。情报工作者在和平解放西藏的过程中,又建立了新的功勋。(谢武申 作者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研究员)



关闭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