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成都·音乐史学方法论与学科新视野国际学术研讨会 第一分会场综述（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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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4日早上第一会场的专题研讨主要以音乐史学史与历史编纂学为中心而展开，由徐元勇、刘经树、冯长春、孙国忠四位代表发言。 本场会议议程 徐元勇《中国金石音乐史料的辑录与研究》，主要从《中国古代音乐史史料备览》一书出发，对我国古代的史料文献类型中的皇家、官方、正统史料进行深入讲解，并提出此书关注了正史非“乐志”中的音乐史料，能使读者对我国古代音乐各个方面的发展沿革状况有更加全面的了解。在此基础上，徐教授进一步对金石目录中的金石学书籍方法和书籍来源展开论述，提出我们应当从丛书入手、从类书入手，以及增补尚未纳入目录的金石类代表书籍。随后还针对宋代金石音乐史料辑录情况做了详细说明，宋代金石学虽处于发展初期，著作数目不多，但北宋史学家刘敞与文学家欧阳修对金石学的发展有开创之功。 刘经树《人类学文化研究的新视角——跨文化音乐学》，通过奥尔蒂斯的跨文化性经典著作《古巴对位法——烟草和蔗糖》引出“跨文化”一词，并对其概念进行了详细阐述，并谈及在奥尔蒂斯的写作中，将“跨文化”使用在历史编纂学的领域，以期构成人类学的历史观念；而在其历史观念中，每一种历史现象也都有跨文化的影子。刘教授认为，跨文化性寻求一种本体论，承认差异性和相同性不均匀的点缀，允许人类各个群体适应和吸取新的话语、价值、观念、知识体系，寻求知识和存在新领域。这样站在跨文化的高度看待历史，破除了历史编纂学里贯穿的西方中心论，同时也为音乐民族学提供了站在本民族立场来看待现象这种更为宽泛化的角度。 冯长春《<六十年与六个关键词>——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史巡礼》，主要以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为研究对象，从学科奠基、教科书、专题史、文献史料、重写音乐史和音乐史学观念这六个关键词出发，对中国近代音乐史学六十年（1958-2018）中多属于音乐批评或音乐评论的文字进行考察。他提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的发展总体呈现了“在‘左’的史学思潮制约与对其疏离、反拨的进程中曲折前进”和“从工具史学走向学科自治”这两个特征，因此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任重而道远. 孙国忠《音乐史学与十九世纪音乐史书写》，主要通过音乐史、音乐史学、历史音乐学的三个概念，谈及历史音乐学与西方音乐史学是两个相互渗透的学术领域。历史音乐学的总体学术范围中包含了西方音乐史学的研究，而西方音乐史学的学科直接产生于历史音乐学这一“母体”。随后结合自身对西方音乐史学的认知和19世纪具体的代表著作来审视19世纪音乐史学方法论和路向的变化。孙老师还谈到回顾和梳理十九世纪音乐史书写的目的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厘清对十九世纪音乐进程之间的历史脉络、时代风尚、艺术问题的探索演进和认知发展；二是对一个“音乐时代”学术审视的再思考；三是感知音乐史学观念的不断演进。 在现场答疑环节中，有老师问道：“新音乐对西方宗教音乐的探索中，有没有什么典型的成果呢？”孙国忠教授解答到：“西方所涉及宗教因素的著作，其实都不是那么明显与贴切，因为宗教因素也只是文化中所覆盖的内涵而已”。伍维曦老师还补充道：“西方的学者其实不大会强调宗教性和宗教因素，它们是自然而然的延续到现在的，基督教尽管是欧洲文明的基础，但发展到现在，都是将宗教文化作为一种历史沉淀来看待了。” 其次，伍维曦老师还提出：“西方音乐史主要是以作品为核心的历史，而中国音乐史主要是一种音乐文化史。我在结构音乐史中的关注到关联异化的问题，会不会这两个学科在新的时期会形成一种贯通呢？”刘经树老师解答道：“作品是历史编撰学的核心概念，西方音乐史研究的对象也确实是作品，但风格史却只关注到作品的局部。达尔豪斯所推崇的艺术的历史，是艺术和历史的统一，而风格史却注意到艺术性，而忽视了历史性；文化史则更多的关注历史性而忽视了艺术性，其实结构史更加注重的是艺术与历史关联化的研究。”孙国忠老师最后补充道：“关于新音乐学的说法，西方学者也经过近30年的发展和沉淀，他们也在进行反思一些学术传统与当代视野的问题。随后还提出：“我们既要进一步研究传统，对经典进行细读，又要想办法跟上新的时代潮流。”各位教授不仅对师生们的问题都进行了耐心又细致的解答，还引导同学们对音乐史编纂有更深层次的思考和理解。 稿件指导：何 弦 审 稿：包德述 上 传：李 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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